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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事实，孔子&1dquo;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

  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

  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

  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

  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1dquo;欲治《左氏》，引

  传文以解经，转相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

  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

  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

  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

  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

  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

  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

  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

  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

  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

  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

  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

  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

  &1dquo;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1dquo;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

  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

  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1dquo;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he11ip;&he11ip;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he11ip;欲及向

  皆治《易》，&he11ip;&he11ip;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he11ip;&he11ip;博物治闻，通达古今。”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1dquo;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