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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体残缺、心理屈辱的太监，这算是最毒最重的誓言了。朱骥遂点了点头，道：“好，我相信金司礼。”又问道：“会不会是穆沙那些人下的手？”

金英道：“决计不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是要救人，不是来杀人。”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日本人下的手？”

朱骥摇头道：“杨埙还有这个可能，可杨铭跟日本人扯不上半点儿干系。”

金英道：“或许本来就是两起案子呢？”

朱骥道：“应该不会。当日杨铭赶着去找杨埙，当晚即遭毒手。而杨埙赶来皇宫见过李发后，便就此消失不见。我有一种直觉，感觉这两件案子是同一凶手所为。”

杨铭受命到金桂楼一带盘问证人，他所发现的线索，一定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依照杨埙推测，极可能事关内应。即使到现在，这一推测仍然最有可能。目下已能肯定蒙古人内应便是金英，但他肯以毒誓表明自己没有杀人。可除了金英之外，还有谁有杀杨铭灭口的动机呢？

杨埙也是同理。当日他赶往皇宫面见李发，也是因为追查内应，而金英也没有杀他，又有谁还想杀死一个漆匠呢？虽则日本人倒有可能，因为杨埙屡屡坏了他们的事，但朱骥却感到杨埙一案一定与杨铭被杀有关，他隐约中觉得有一根线能将这两件案子串连起来，却始终理不清楚。

尽管猜到杨埙多半已遭不幸，但朱骥仍心存侥幸，期待好友某一日会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然带着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朱骥预料自己将毒发身亡并未如期到来。有人投了一包药给礼部尚书胡濙，称是朱骥所中之毒的解药。胡濙本是良医，仔细检验后，认为可信，朱骥遂一口服下，身上奇毒果然因此而解。但由此再度引发了一桩迷案——

这解药当然来自日本一方，可他们未能取得郑和宝图，亦未进一步联络朱骥，为何肯轻易交出解药，从而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最关键的是，知道朱骥中毒且由胡濙救治者，不过寥寥几人，胡濙、于康均未对旁人透露，且对解药来由一无所知，那么就只剩下杨埙了。会不会是他设法从日本人手中取得了解药，又托人带给胡濙？那么取得解药之后，情形又如何呢，杨埙是被杀了，还是遭人囚禁？

然联络过朱骥的紫苏及其同党再未露面，线索中断。日本使团亦因卷入蒯玉珠一案而被明廷驱逐离京，但明景帝仍客气对待使者，且按照惯例给予赏赐。

彼时除贡物外，使者所携私物增了十倍。礼部官员上言道：“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

明景帝也觉得二十一万太多，下令给银三万五千七。日本使臣极为不悦，当场甩了黑脸。明景帝不愿意得罪邻国，下诏增钱一万。日本使者犹以为少，要求增赐他物。明景帝只求这些人快点离去，不惜讨好，又下诏赠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这才怏怏而去。

日本一行人离开中国时，路过山东临清，见当地富庶繁华，动了贼心，公然大掠居民财货。驻守临清的明军指挥前往诘责，反而被日本使臣殴打致死。有司请朝廷处置日本使团，明景帝口称恐失远人之心，反而下诏礼送日本使团离去。

至于郑和宝图，仍有后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知道父皇生前念念不忘重下西洋，意欲替父皇实现心愿，命宦官传令兵部，将郑和宝图奉上。掌管兵部文书的车驾郎中刘大夏[5]先行得知消息，认为重开西洋劳民伤财，而下西洋所带回之物只是一些奢侈品，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用处。他思虑之后，料想无力谏阻皇帝，干脆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机密文档郑和宝图私下取出烧毁[6]。

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诏令后，亲自赶来车驾司寻找郑和宝图，结果不见踪影。明宪宗遍索不得，只好不再提重开西洋之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蒯玉珠一案未曾公开，常人并不了解，京师官民议论热切关注的是金刀案，几近轰动全城。因为都跟太上皇有关，人们难免将此案与之前钟同、章纶的上书联系起来。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阮浪、王瑶虽只是宦官，却跟钟、章二位大臣一样，抵挡住了严刑拷打，极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朱祁镇送的生日礼物，并无其他。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肯善罢甘休，穷治不已。大概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于死地，现在机会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锦衣卫长官卢忠也不得不上堂作证。卢忠只是个草包，起初不过是猜到明景帝心思，想逢迎上意，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他见事情闹大了，又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开始害怕起来，希望能够早些脱身。

经人指点，卢忠找到了算命先生仝寅，跪地恳求对方为自己占卜。仝寅被纠缠不过，便为卢忠卜了一个天泽履卦，摇头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

卢忠吓了一跳，见对方果然大有能耐，连忙将金刀案实为诬告之实情相告，求化解之法。仝寅不耻卢忠为人，怒道：“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将卢忠赶了出去。

卢忠恐惧之极，反复思量后，便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法子相当奏效，他虽被免去了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但竟因此得以逃脱金刀案。

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来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明景帝朱祁钰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处死。阮浪年纪已大，又受到酷刑折磨，未等行刑便死在狱中。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追封阮浪和王瑶二人，卢忠再装疯也无法自救，被凌迟处死，仝寅之卦果然应验。这是后话。

金刀案虽解，但明景帝朱祁钰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大宦官金英的流言。朱祁钰虽然怀疑金英意图与太上皇勾结，助其复辟，但却没有确凿证据。本来他是皇帝，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操纵臣民生死，不需要证据便可以捏造罪名处死对方，但金英却大大不同，他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朱祁钰可以对不起兄长，但却不能忤逆生父，就算他再自私自利，再无情无义，也跨不过最后的底线。

金英仍然受到了惩处，被罢去司礼监官职，禁锢在浣衣局[7]中。不久又被释放，有诏“命往南京安处，以就优闲”，升调为南京守备太监，后病殁，葬于南京。

这位历事五朝的传奇大太监，最终还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许多人揣度金英手中不仅仅有一纸免死诏书，还握有足以扭转乾坤的重大宫廷机密，如此才能几度死里逃生，其子孙亦始终荣华富贵[8]。

卢忠及金英事件后，明景帝朱祁钰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内的守卫，禁止人出入，还派人将南内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援树木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南内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朱祁镇的日常饮食衣物等物品，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内与外面联络，纸笔也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明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明英宗暗中结纳，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大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任锦衣卫长官，亦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明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而今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景帝欲暗察外事，遂提拔亲信毕旺为锦衣卫长官，专司侦访，暗中监视臣民言行。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明景帝针对亲兄长太上皇朱祁镇所采取的防范。

南内汤池仍蔓草。困顿中的朱祁镇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屋晒太阳，突然发现南内的树木都没有了，变得光秃秃的，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明景帝派人伐掉了。朱祁镇大为惊恐，当即全身发软，跌坐在地上。

惨红如血的斜阳照射在高墙上，南宫满园残存的花草都饱含着凄凉的悲意。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不但失去了自由，且完全丧失了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大明天子，主宰着中原大地，没有什么会让他心生恐惧。就算当初在土木堡血肉纷飞的战场，他也没有畏惧。而此时此刻，他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冬日冰窟中。而最可怕的是，冰窟不只是寒气逼人，还有一股巨大的旋涡，不停地在他身边转呀转呀，时时刻刻要将他吞噬。他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他知道一定会来，这才是他发自心底的恐惧，无时不刻，无处不在……

明英宗身上，生动地体现出皇权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父子和兄弟的亲情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世上最残酷和最惨烈的事情，大概要算这类皇家父子或兄弟之间为夺取权力互相残杀的斗争了。

中国自古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明英宗的转变由内至外，从心开始——他强烈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然而当他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时，他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到他后来侥幸重新登上皇位，立即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进行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闲庭草长，别院莺飞，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逐渐被人遗忘，而明景帝朱祁钰与李惜儿的恋情则在朝野之间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皇帝为了解决子嗣问题，开始大肆纵情声色，甚至还将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公然召入宫中，而之前朱祁钰召教坊司蒋琼琼入宫，只是投石问路，其本意在李惜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