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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象麟虫”，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省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