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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尼？”

足利满兼大喜道：“这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哈哈！”

作为当年“应永之乱”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代鎌仓公方的足利满兼看室町幕府将军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如今京畿空虚，正是他提刀上洛，与天皇陛下痛陈利害的时机，他当然不能错过。

足利满兼兴奋地站了起来，然后下达命令：“立即调集奉公众，下令宇都宫氏、小田氏、小山氏、佐竹氏、千叶氏、长沼氏、那须氏、结城氏及关东十国所有兵马集结！”

足利满兼的心情很舒畅，关东到关西，短短几百里路，他和父亲足利氏满走了四十年，如今即将成功取代京都的废物，成为新的幕府将军，他怎能不喜？

至于明军，足利满兼暂时还没有考虑，反正也有室町幕府的联军在前面挡着，如今京都成为了一座孤城，他完全可以夺取后，然后带兵西进，趁着明军和室町幕府的联军拼了个两败俱伤，再跳出来摘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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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国。

随着幕府联军的撤离，被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北畠满雅和后龟山天皇终于松了口气。

而眼见局势似乎开始倒向南朝，兴福寺也开始跟后龟山天皇重新接触。

兴福寺，最早是南都七大寺之一，是法相、俱舍教学的中心道场，人才辈出，而到了平安时代兼管春日社，威势更盛，拥有庞大的庄园与僧兵，成为日本最大的佛寺势力。

在日本南北朝时期，兴福寺一分为二，分为一乘院和大乘院。

而大和国并没有守护，实际上，兴福寺握有事实上的守护职权，然而，其职权范围却无法达到南部的宇智、吉野、宇陀三郡，基本上只能控制奈良与国中（后世奈良盆地）一带。

而这个时代，兴福寺的武装势力分为两部分，即“众徒”和“国民”。

“众徒”这个词，原本和寺僧集团同义，但随着日本寺院经济的发展，内部身份等级差异逐渐产生，鎌仓时代中期，专事学问的僧侣在大众之中被称作“学侣”，与之相对的是武装的下级僧侣被叫作“众徒”，说白了，就是武僧。

而到了鎌仓时代末期，“众徒”这一武装集团既是兴福寺的僧侣，又担任兴福寺领属庄园的庄官等职务，由于他们几乎与兴福寺内的佛事无关，实际上和武士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剃了光头而已。

而所谓的“国民”，与其余诸国的“国人（也就是地方武士）”属于同一阶层，他们是不信佛的，是其他神明的信徒，但由于春日社等神社跟兴福寺是一体的，因此“国民”也开始从属于兴福寺，作为兴福寺和春日社等神社的暴力团伙来活动。

由于“众徒”与“国民”二者特征类似，其实都是武士阶层的变种，常被并称为“众徒、国民”。

但在最近几年，双方开始了分裂。

大明永乐二年日本应永十一年的七月，一乘院的“众徒”与大乘院的“国民”发生冲突，室町幕府命二者停战，请兴福寺别当（相当于住持）属于大乘院的孝圆出面协调，孝圆却说这是一乘院的问题。

之后，一乘院的“众徒”与大乘院的“国民”纷争不断，虽然每次幕府都下令停战，但由于一乘院一贯忠于幕府，大乘院却在南北朝时期曾偏向南朝，因此幕府的裁定总无法避免地偏向一乘院一边。

所以现在大和国内的纷争，其实就发展为了亲室町幕府的一乘院的“众徒”，与反幕府的大乘院的“国民”之间的斗争。

而兴福寺的别当孝圆，在深入观察室町幕府的种种衰象和无能表现后，内心涌起了强烈的反正之志。

不过孝圆并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明军那可怕的战力。

明军在集结完毕后，短短几天就攻克了立花山城，把整个九州岛岛的幕府军彻底肃清，孝圆相信，足利义持不会是明军的对手。

而如今大乘院的“国民”在大和国内势力还算强大，这些曾经隶属于南朝核心统治区的武士们，始终不忘旧主，再加上明军是支持后龟山天皇的，因此，现在在孝圆看来，已经是兴复南朝的最好时机了。

实际上，兴福寺回归南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精神皈依。

在孝圆的心中，曾经拥有三神器的南朝代表着正统，是佛教繁荣发展的最重要依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孝圆开始精心策划，他明白单凭“国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于是，他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学侣，除了前往吉野向后龟山天皇表达反正的意愿，同时向与泽氏、秋山氏等宇智郡和宇陀郡的豪强表示兴福寺愿意与他们联手。

在吉野郡，学侣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后龟山天皇，他将孝圆的意愿和兴福寺的立场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同时表达了对南朝的忠诚。

很快，整个大和国内的平群郡、添下郡、添上郡、山边郡、葛上郡等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国民一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