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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种情形就会减少。但如果病人久病不愈，那么．病房就会笼罩上这种气氛，即使是不烧也会产生这种错乱。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问心有愧，有时睡裤潮湿污秽，因为梦中的情景不正经。我知道，母亲，还有我所尊敬的、为我施坚信礼的牧师以及我可以向其倾吐我童年时代秘密的姐姐，他们都不会责怪我，相反，他们会以一种慈爱的、关心的方式来安慰我。但对我来说，安慰比责怪更让我难受。特别不公平的是，如果不能在梦中被动他梦到那些情景，我就会主动地去想象。

  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勇气去了史密芝女士那儿。难道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吗？如果贪婪的目光像肉欲的满足一样恶劣，如果主动想象和幻想行为一样下流的话，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肉欲的满足和幻想的行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无法摆脱这种邪念。这样，我决定把邪念付诸行动。

  我有一个顾虑，认为去她那儿一定会很危险。但实际上不可能生这种危险。史密芝女士将会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但她会欢迎我，听我为那天的反常行为向她道歉，然后和我友好地告别。不去才危险呢，不去我就会陷入危险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去是对的，她的举止会很正常，我的举止也会很正常，一切都会重正常起来。

  就这样，我当时理智地把我的情欲变成了少见的道德考虑，而把内疚隐而不宣。但这并没有给我勇气去史密芝女士那儿。我想，母亲、尊敬的牧师还有姐姐在仔细考虑后不阻止我，反而鼓励我到她那儿去，这是一回事；真的到她那儿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现在，在当时生的事情中我看到了一种模式，一种我的思想和行为始终都没有跳出的模式：凡事我先思考，然后得出一种结论，在做决定时坚持这种结论，然后才知道，做事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可能跟着决定走，但也可能不跟着它走。在我的一生中，我做了许多我没有决定去做的事，而有许多我决定去做的事却没去做。但不管做什么都在做。我去见了我不想再见到的女人，在审判长面前拼命地解释一些问题，尽管我决定戒烟了，而且也放弃了吸烟，但当我意识到我是个吸烟者并且想要保持这种状态时，我又继续吸烟了。我不是说思维和决定对行为没有影响，但行为并非总是按事先想好或已决定的那样生。行为有它自己的方式，同样我的行为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就像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一样。

  第o6节

  她不在家，楼房的大门虚掩着。我上了楼梯，按了门铃，等在那儿。我又按了一遍。透过房门的玻璃我可以看到，屋子里的门没有关。我可以看到门廊里的镜子、衣架和挂钟，并听得见挂钟的滴答声。

  我坐在楼梯上等，感觉并不轻松。如果一个人在做决定时感到软弱无力，如果他对后果感到恐惧，如果对他的决定得以实施，而且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会感觉如何呢？我也并没有感到失望，我决心见到她，一定等她回来。

  门廊里的挂钟先后敲响了一刻钟、半点钟和整点钟的钟声。我数着钟摆轻轻的滴答声，从一次响声之后开始数，直数到下次响声的九百秒。但是，我的注意力总是被分散。院子里出锯木头的刺耳尖叫声，楼道里可听得见从别的房间里传出来的说话声或音乐声。然后，我听见有人脚步均匀地、沉稳地、慢慢地上楼的声音。我希望他住在三楼，如果他看见我，我该怎样向他解释我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脚步声在三楼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上走，我站了起来。

  来人是史密芝女士，她一手提着焦炭篮，另一只手拎着煤球篓。她穿了一身制服，夹克衫和裙子，从着装上我看得出来，她是有轨电车售票员。直到走上楼梯平台，她才现我。她看上去没有生气，没有惊奇，没有嘲笑，完全没有我所恐惧的样子。她看上去很疲惫。当她把煤篓子放下，在夹克衫兜里找钥匙的时候，硬币掉到了地上，我把它们抬起来交给她。

  "楼下的地下室里还有两个篮子，能去把它们装满提上来吗？门是开着的。"

  我跑到了楼下，地下室的门开着，里面的灯也亮着。在走了很长一段台阶后，到了地下室，看见了一间用木板隔开的房间，房门虚掩着，开着的环状锁挂在门闩上。房间很大，焦炭一直堆到了棚顶下的小窗那么高，焦炭就是从这个小窗口从街上倒进来的。在门的两边，一侧整齐地分层堆放着煤坯，另一侧摆放着煤篮子。

  我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我在家里也从地下室里往上提煤，而且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只不过我们家的煤没有堆得那么高。装第一篮子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当我提第二篮子准备往里装的时候，煤山开始晃动，从上面蹦蹦跳跳地滑落下来大大小小的煤块，在地下又堆成了一堆。黑色的煤灰像云雾一样散开，我愣在那儿，看着一个煤块接着一个煤块地往下掉，一会儿工夫，我的两脚就被埋在了煤堆里。

  当煤山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从煤堆里迈了出来，把第二个篮子装满，找到一把扫帚，把地下室过道里的和木板间里的煤扫到了一起，锁上门，提着两个篮子上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