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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8．六弟之死

  “五一六”这平平常常的一天过去了，城厢镇的阶级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第三天晚上，在北街剧场内开大会，王镇长作动员报告，中心内容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密锣紧鼓，来势汹汹的又要整人了。第四天晚上，木器家具社岳社长通知我到瞭望台去开会。瞭望台乃是本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也就是剥夺了公民权利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开会，低头聆听训话的场所。岳社长说：“从今天晚上起，你不能再到社里来同人民群众一起开会了。快到瞭望台去吧！”我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从此以后，阶级敌人由“四类”扩大为“五类”了。当时我很伤心。白白地改造了整整九年，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不但不被谅解，倒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天啊，结局竟会是这样！

  我的大弟很高兴，常常在家中放声怪笑。我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仿佛竟是他的胜利。我的幺弟很气馁，忽然怕起我的大弟来。十天以后，幺弟凄然辞家远行，到威远县做工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想开些，横顺这辈子劳动吃饭就是了。她到街上买回一包黑色染料，把我仅有的两套灰卡叽制服都染黑了。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低眉俯说：“不要让别人想起你从前当过国家干部。”我联想起秦朝的罪徒都穿赭衣，似有道理。如今黑色又是阶级敌人之色了。后来我注意到，夜夜在瞭望台开会的本镇“五类分子”确实有许多穿黑衣的。

  我每天照样去抬电线杆，早出晚归，两头摸黑。5月下旬某日傍晚归家，路上饿了，急步行走，从糠市巷斜穿范家坝的菜园，往余家大院的缺墙口走去。这里没有路灯，黑蓊蓊的。小时候听说这里有鬼。走到缺墙口，迎面遇着一个黑影移来，差点对撞着，吓得我一叫。黑影抬起头来，一张灰白的脸，原来是我的六弟余勋镒。他佝着背脊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内，大约是晚饭后在这里散步吧。我正要点头招呼他，他却低下头去，急步走入黑暗中。我怔了一下，这才想起他的神色不对，眼睛里好像有恐惧感，眼皮又是肿的，似乎刚刚哭过一场。

  晚饭桌上，我对母亲说：“六弟也不理我了。”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俯身向我耳语：“他出事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去拉车了，天天躲在屋里。听说上头叫他反省，交代问题。”

  “他能有什么问题？”我漫不经心池问道。

  “不晓得嘛。听说是他坐茶馆，三朋四友，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别人去告了。唉，茶馆酒楼自来就是是非之地，去不得啊！”母亲愁眉苦脸他说，又补一句：“你在外面说话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