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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明军在回师途中遭遇阿鲁台部。明军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充分展现，神机营军士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9]。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阿鲁台部大多溃散。此时天气炎热，明军饥渴交加，已现疲态。朱棣下令收兵时，突然天降大雨，由此解决了明军缺水的难题。

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率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并获得了胜利。朱棣在班师回北京的归途中，登擒胡山，御笔勒铭纪功于岩石：“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经此一役，鞑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逃往瓦剌。太师阿鲁台不得不派遣使者向明朝贡马，表示通好之意。明成祖朱棣表现出了大朝君主的风度，不但准许阿鲁台议和，还将洪武年间捕鱼儿海一战中被明军俘虏的阿鲁台兄长和妹妹送归，阿鲁台对此十分感激。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在中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一度对中国造成了威胁——

还在元朝统治中原的时候，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洪武三年（1370年），跛子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并以成吉思汗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当年蒙古大帝国的辉煌。帖木儿四处扩张，占领察合台全境后，又陆续征服了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还攻入土耳其，俘虏了苏丹。随后，帖木儿以撒马尔罕[10]为首都，建立了一个强盛一时的大帝国。

当时帖木儿不可一世，大有效仿祖先成吉思汗征服称霸世界之意。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帖木儿国的使者傅安也被帖木儿扣留。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当年，帖木儿征服土耳其，再无后顾之忧，遂决定对明朝用兵。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十万大军，东来攻明。朱棣闻讯大为紧张，命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11]严阵以待。

幸运的是，这一仗并没有打成。撒马尔罕距离中原十分遥远，途中隔着人力难以逾越的高山和沙漠，军队补给异常困难。帖木儿行军东进时，许多战马都因为恶劣的环境死去，军中痢疾流行，生病倒毙的将士不在少数，帖木儿自己也病死在途中。这次令明廷大为紧张的轰轰烈烈的远征，便以主帅帖木儿“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戏剧性地告终。

帖木儿长子早死，其孙哈里继承了汗位。哈里不像他爷爷那样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而是主张与明朝修好。他即位后，主动释放了被扣押十三年的明朝使者傅安。随同傅安出使的一千五百人，只有十七人生还，内中艰险壮烈程度可与当年西汉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之后，明朝与帖木儿国之间往来使者不断，明朝西部边防的压力由此得到缓解。

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及太师阿鲁台被明成祖朱棣第一次亲征打败后，实力大为削弱，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时常派兵骚扰明朝边境。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马哈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吞并了鞑靼西部，更立同族人答里巴为可汗，大权都掌握在马哈木手中。阿鲁台自然对此不服。朱棣继续采取“扶弱抑强”的政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有能力与瓦剌部马哈木对抗。马哈木对此相当不满，对明朝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

永乐十二年（1414年），瓦剌部马哈木进兵饮马河，宣称将进攻阿鲁台。明成祖朱棣闻警，又亲率大军出塞，进行第二次北征，并让皇太孙朱瞻基随行。朱瞻基自小在宫廷长大，朱棣此举，无疑是要让皇太孙知道征战的辛苦。

出塞后不久，明军即与蒙古军主力遭遇，在忽兰忽失温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惨烈，交战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瓦剌军才败走。明军两度越过高山，一直追击到土剌河[12]。次年，瓦剌遣使卑词谢罪，战事遂解。

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依然采取离间双方的政策，有时乘机出兵助弱抑强。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北方边防上的威胁，但明军始终只取得了局部胜利，想要“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在当时情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第五次亲征时，朱棣病死在归途中。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率兵御驾亲征时有所见，但没有哪个帝王像明成祖朱棣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朱棣五征漠北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当时轰轰烈烈，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永乐一朝的二十几年中，千千万万百姓被征调在铁马金戈的劳役下，付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广大的沙漠和草原，才勉强保持了北边国防上的相对优势。

蒙古北走沙漠后，“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实力犹在。明成祖朱棣想彻底解除蒙古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稳固的江山，所以不惜身临矢石，但后三次亲征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经过朱棣前两次亲征的打击，鞑靼和瓦剌实力大为削弱，均已经无力大举进犯，再出兵只是徒然消耗国库，正因为如此，所以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朱棣仍然坚持出兵，人们难免会猜测皇帝亲征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有传闻说，传国玉玺才是皇帝真正的目标。

传国玉玺为传奇名玉和氏璧所琢，秦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始皇以来，传国玉玺便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无数人梦寐以求，苦苦争夺。元顺帝被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随之消失，再未在中原出现过。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如今天下一家，只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一件便是缺少传国玉玺。

朱元璋在世时，接连对蒙古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才子解缙上万言书，即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之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动机更加强烈。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来的，被正统士大夫视为“篡逆”，这一直是朱棣的一块大心病。朱棣后来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改变这一形象，比如修建大报恩寺、大规模地营建武当山等。如果朱棣能获得传国玉玺，无疑会大大提高他“天命所归”的天子形象。因而尽管朱棣口头上说：“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十分想得到传国玉玺，所以才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后来更是死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然“五征漠北”并没有寻到传国玉玺，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终明之世，明廷与北方蒙古诸部始终关系不谐，兵火绵延。

永乐十五年（1417年），瓦剌部实力最强的马哈木病死，其子脱懽继位，势力愈强。但此时瓦剌部西南境与东察合台国交界，双方开始互相攻伐。从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十年之间，瓦剌和东察合台发生过较大战争六十一次，而东察合台仅取得过一次胜利。瓦剌部越来越强盛，然而，东察合台也对瓦剌的军事力量产生相当的牵制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边境的压力。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东察合台国歪思汗死，国内四分五裂，实力大减。瓦剌既无西顾之忧，其势力开始向东发展。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脱懽攻杀鞑靼阿台及汗及阿鲁台，又攻杀瓦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如此，脱懽便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脱懽欲自称可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蒙古惯例不具备可汗资格，于是暂立鞑靼别部酋长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脱不花仅领有阿鲁台余众，大权仍然归脱懽掌握。脱懽的势力强盛后，更进一步向南发展，经常进扰甘州、凉州等地，对明朝北边威胁日趋严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病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鞑靼可汗的称号，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大规模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赤斤蒙古[13]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连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向南，则逼明朝边疆。此时，瓦剌在也先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两虏合一”的局面，势力达到极盛。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三十日，明英宗朱祁镇允准在大同开立马市，专供瓦剌部进行互市。

当时马市交易分“官市”和“私市”。官市由瓦剌方面卖马匹，明朝官府发给“马价”金、银、绢布若干。因瓦剌主要是以马匹同明朝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私市则是瓦剌方面用马、骡、驴、牛、羊、驼、皮张、马尾等物，跟明朝商贩交换缎、绢、、布、针线、食品等物，但禁止买卖兵器、铜铁等。另外，还有明官府发给“抚养”金银若干，这就是所谓“款虏”。

马市形式上是互市，其实是明廷定期送给塞外各部族一批财物，藉以缓和他们对边疆的侵扰。这种互市若是处理得当，确实是对双方有利的，明廷能够得到一部分马匹，明朝边塞的百姓也可以暂时得到安宁。

然而瓦剌不满足于仅仅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经常借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财物。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而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达两千人。明朝赏赐供应瓦剌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即达三十余万两白银。瓦剌贡使还常常虚报名额，冒领赏赐，稍不满意，便故意在边境上制造事端，还抢掠沿途财物，更私自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箱箧里，运出塞外。

今年春天，瓦剌首领也先再度遣使者两千人到北京进贡马匹，而诈称有三千人之多，并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金。执政大宦官王振曾接受也先贿赂的良马，常明里照顾瓦剌使者，但当他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过多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命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也先又效法历史上的匈奴、回纥，为其子求娶明朝公主。明廷通译马云贪图也先财物，也想炫耀自己的权威，竟谎言道：“大明皇帝已经允许。”也先大喜，贡马千匹作为聘礼。明廷这才得知究竟，大吃了一惊。在明朝历史上，还没有公主出塞和亲的先例，也先这一要求自然被明廷拒绝。被激怒的也先认为明朝在戏弄他，遂以明朝失信为名，兴兵侵明，即为此次边关警事之缘起——

也先亲率一军直扑明军重镇大同。在瓦剌军的步步紧逼下，“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军屡战屡败，大同镇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大同北猫儿庄，败死。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大败，“四万骑无一还者”。而今更是传来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及大同主将武进伯朱冕阵亡的消息，足见大同亦是岌岌可危。

朱骥听巡城御史邢宥说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是蒙古瓦剌派来的奸细，忙接过匿名书信，刚扫了一眼，尚不及回答，杨埙已先“呀”了一声，道：“适才于侍郎不是说瓦剌也先正大举侵明吗？看来这封信中所言确有其事。适才闯入兵部车驾司的假军士会不会就是瓦剌奸细？不然哪有那么巧，刚好他们要混进兵部官署时，两方使者便莫名打起了架。”

朱骥随即会意，兀良哈与日本使者适才在鸿胪寺门前大打出手，多半是兀良哈故意所为，好引开兵部守卫的注意力，让贼人有机可乘。

邢宥这才知道有人冒充军士大摇大摆闯入兵部一事，却大感不可思议——

自明仁宗朱高炽以来，明廷一改过去主动出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诫边将“毋贪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入塞志在劫掠财物，往往来去如风，极少攻打城池，因此明蒙两军交战并无常势、阵法，作战策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由于距离前线路途遥远，战机又瞬息万变，兵部根本控制不了。也就是说，对蒙古一方而言，所谓的兵部机密文卷并无太大价值。

朱骥听了邢宥分析，亦觉得有理，道：“蒙古人虽然彪悍，却都是直来直去，盗窃机密文书这种事，实在不像他们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