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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23]，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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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