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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连·索雷尔与雷娜尔的关系比他与马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关系更为同情。我知道，腓力斯·科鲁尔最后不愿在他女儿的怀里，而愿在他母亲的怀里死去。我姐姐是学日耳曼学的，她曾在饭桌上讲述过关于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争论。我强词夺理地为他．们辩护，这令全家人感到震惊。我设想过我们的关系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甚至连复活节的事都还没想。我们曾商定，复活节放假时，我和她骑自行车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母子身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整夜呆在一起了。

  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少有不令我痛苦的时候。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度假，我本想为自己力争一个单间。由妈妈陪着去看医生，或者去买一件大衣，或者旅行回来由她去接站，这些我觉得都已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了。如果和妈妈在路上遇到同学的话，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做妈妈的宝贝儿子。尽管汉娜比我妈妈年轻十岁，可也够做我妈妈的年龄了。不过，和她在一起，我不但不怕别人看见，反而还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现在我见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认为她很年轻，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汉娜给了我那么多自信，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他们已对我刮目相看。我接触的女孩们也察觉到，我在她们面前不再胆怯，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惬意。

  我对与汉娜最初的相遇记忆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得我对后来生的事情，即从我与她的那次谈话到学年结束之前的那几周内生的事情，反而记不清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见面、分手都太有规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么忙碌的日子，我的生活节奏还从本这么快过，生活从未这么充实过。如果我回想我在那几周内所做的功课的话，我仿佛感觉到我又坐在写字台旁，而且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把我生病期间所落下的功课都赶上为止。我学了所有的生词，念了所有的课文，证明了所有的数学习题，连接了所有的化学关系。关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就读过了。还有我们的约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约会的时间持续最长。自我们那次谈话之后，我们总是在下午见面。如果她上晚班的话，就从三点到四点半，否则就到五点半。七点钟开晚饭。开始时，她还催我准时回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止呆一个半小时了，我开始找借口放弃吃晚饭。

  这是由于要朗读的缘故。在我们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汉娜想知道我在学校都学什么。于是，我向她讲述了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她想知道希腊语和拉丁语听起来是什么样。我给她朗读了《奥德赛》中的一段和反对卡塔琳娜的演讲。

  "你还学德语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只学外语呢，还是自己的本国语言也有要学？"

  "我们念课文。"我生病期间，我们班读了《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这之后，我们要写一篇读后感。这样，我还要补读这两本书。我每次都是在做完其他作业之后才开始阅读它们。这样，当我开始阅读时，时间就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了，读过的东西第二天就全忘记了，我必须重读一遍。

  "读给我听听！"

  "你自己读吧，我把它给你带来。"

  "小家伙，你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宁愿听你朗读而不愿自己去读。"

  "是吗？原来如此？"

  第二天，我仍去她那儿。当我想亲吻她时，她却躲开了："你得先给我朗读！"

  她是认真的。在她让我淋浴和上床之前，我要为她朗读半个小时的《爱米丽雅·葛洛获》。现在我也喜欢淋浴了。我来时的性欲，在朗读时都消失了，因为朗读一段课文时要绘声绘色地把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这需要集中精力。淋浴时，我的性欲又来了。朗读、淋浴、做爱，然后在一起躺一会儿，这已成了我们每次约会的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