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页（第1页）

  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

  制目录，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

  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

  《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

  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

  叙录，其余六卷，&1dquo;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注]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o3家，

  1321o;，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

  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

  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

  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

  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

  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1dquo;教授

  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注]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

  《谷梁传》比较，他认为&1dquo;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

  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

  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

  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

  &1dquo;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1dquo;禄利之路”，[注]同

  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

  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现的经

  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1dquo;继统扬业，亦闵文学

  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1dquo;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

  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