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谁是李福达（第1页）

嘉靖初年，山西乡间，一个名叫薛良的无赖频繁向官府控告他的债主张寅，一口咬定张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弥勒教的领、那位朝廷苦苦追捕的在逃通缉犯李福达。这起控告，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花，引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

这起后来被史书记载为“李福达之狱”的大案，自案之初到最终尘埃落定，历时长达三年之久。期间，巡按御史、刑部尚书、乃至未来的内阁辅，乃至皇帝本人都纷纷下场，各方势力在这起案件中角力，案情更是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反转。

更为离奇的是，在案件结案多年之后，竟然又有人旧事重提，再度翻案，使得这起案件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

在世人眼中，这起案件似乎是一场正义与奸佞的激烈斗争。深入案件的内部，揭开层层迷雾，却现这里面的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折，都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动机。在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中，真相究竟如何？谁又是最终的赢家？一切都还有待我们去探寻和揭示。

故事的起点看似平淡无奇，却悄然牵扯出一场错综复杂的经济纷争。

薛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住在山西徐沟县同戈镇附近的白树村。他的人生，似乎被赌桌和游荡所占据，毫无建树。早年，他因与人私通，怕事情败露，竟逼得那名女子走上了绝路，自缢身亡。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判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到同戈驿服役。

然而，薛良骨子里似乎天生带着一股不安分的因子。他怎么可能甘心在那种地方默默无闻地度过三年时光？很快，他便逃役回到了白树村。

回到家乡的薛良，并未收敛他的劣性，反而因为一场看似普通的经济纠纷，再次将自己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这场纠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将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

被告名叫张寅，一位来自山西五台县的商人，堪称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他游走于两京、河南、苏杭、徐州等地，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在省城太原购置了八间门面房，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古代，大商人多半也是大地主，张寅也不例外。正德年间，他在同戈镇购置了房屋土地，同时在五台、太谷等县也拥有广阔的田地。有了钱，他自然想要更高的地位，而明朝恰好允许买官，也就是所谓的“捐纳”。于是，正德十六年（1521），张寅通过捐纳获得了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家族地位水涨船高。

正所谓树大招风。张寅和薛良，一个是精明的商人，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两人都属于那种不安分、喜欢四处闯荡的人。他们的命运，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当时，张寅在太谷、徐沟二县放贷，而薛良恰好成为了他的客户之一。薛良6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但一直拖欠未还。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可能使用了些手段，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

嘉靖三年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薛良步履匆匆地来到山西巡抚毕昭的府邸，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焦急。他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足以撼动整个山西乃至朝廷的消息——他要举报张寅，那个在外人眼中精明能干的商人，其实是一个在逃多年的通缉犯——李五。

李五这个名字，在山西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可谓如雷贯耳。他原名李午，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弥勒教的信徒，暗地里煽动信徒造反。正德七年，洛川县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叛乱，而李五，正是那场叛乱的核心人物。然而，叛乱平定后，李五却如同人间蒸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薛良声称，这个惊人的秘密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魏槐，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却拥有这样的秘密，这让薛良感到既震惊又兴奋。他觉得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筹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巡抚毕昭举报。

事关谋反，毕昭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立刻下令拘捕张寅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审问。然而，张寅和他的长子当时正在北京，于是官府只得先将张寅的次子、三子及其亲眷抓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越扑朔迷离。嘉靖四年二月，薛良再次上报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证”——他声称张寅的手指上生有龙虎形，左肋上还有朱砂字样。这些看似荒诞的指控，却给案件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然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七月，他再次搜罗到新的“罪证”，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在这份讼状中，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被配充军。后来逃回五台县，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而这次，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薛良的两次举报，每一次都似乎带着些许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他口中的张寅，时而成了张英；那个曾掀起风云的李福达，在他笔下竟变作了李伏答；而那隐居的张子名，也成了张子贵。种种细节的出入，让人不禁怀疑，薛良的消息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否只是道听途说。

尽管薛良的言辞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个犯罪链条却已悄然浮现。那个来自崞县的李福达，在弘治二年曾掀起一场谋反之风，被朝廷配充军。然而，他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逃回后躲藏在陕西一带，化名李五，暗中传教惑众，最终引了洛川县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又一次逃脱了朝廷的追捕，改名为张寅，并巧妙地冒入了五台县张子名的户籍，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按照明朝的律法，此案交由山西按察司负责。然而，案情之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之多，加上调查能力的欠缺，使得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异常缓慢。

五台县的户籍簿上，确实记载着张寅的名字。徐沟县的记录也证实了薛良与张寅之间的仇恨。然而，当验看张寅的身体时，却并未现那所谓的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困惑，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已病故，无人能够证明张寅与李五之间的关联。

几个关键的证人，也纷纷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声称，他只是和乡亲们闲聊时提到了李五煽动之事，从未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而戚广更是坚称，张寅身为太原左卫指挥，从未有过聚众叛乱之举。

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的初审判决终于落下帷幕，犹如一道惊雷在山西的大地上炸响：薛良，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举报张寅的人，竟被判定为诬告陷害。这一结果迅上报给了巡抚，经过复审，结论与初审一致，毫无悬念。

薛良的命运就此被定格，他将以诬告谋反的罪名，被放逐到口外那片荒凉之地，长城以北的寒风将成为他日后的伴侣。他的生活，将从此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起案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相反，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原告薛良与被告张寅之间的对垒，已经拉开了大幕。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将在这场悬疑大戏中逐渐揭晓。

与此同时，一干证人也纷纷登场。他们或许曾亲眼目睹过某些关键细节，或许曾听到过某些重要线索。然而，他们并非这场大戏的主角，只是作为背景人物，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与扑朔迷离。

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在案头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封上并无任何特殊标记，但信中的内容却足以令任何一位官员感到棘手。

信中言辞恳切，透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信上写道：“张寅乃吾旧识，今遭人诬告，不过因他人嫉其财富，望大人能体恤其情，予以宽宥。”马录为官已有十八载，历经官场的风风雨雨，对于贿赂、求情与威胁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封信的出处却让他不得不格外小心。

原来，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武定侯郭勋。郭勋，乃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承袭了先祖武定侯的尊贵爵位。在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生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事件。那时，以杨廷和为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而郭勋则果断地站在了皇帝这一边，因此深得皇帝宠信。

马录深知，郭勋的求情并非儿戏，这背后很可能牵扯到复杂的朝廷权力和利益纠葛。他不得不谨慎对待这起案件，以免卷入这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政治旋涡。

这封信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起错综复杂的悬疑案件即将展开。马录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踏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之中，而真相，或许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郭勋的介入，如同暴风雨前的闪电，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原本，张寅在京城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四处结交权贵，竟与那位权势滔天的武定侯郭勋攀上了关系。张寅的长子张大仁，在京中任职，想必与郭勋也常有往来。

五月的一天，张大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知了案件已经定性的消息。他心中惶恐不安，害怕家族即将陷入牢狱之灾。于是，他急匆匆地找到了郭勋，希望这位权势人物能够出手相助，为张家打点一番。就这样，郭勋的请托信，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马录看完这封信后，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疑云。他迅翻开卷宗，仔细查看张寅一案的详情。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眉头越皱越紧，陷入了沉思之中。郭勋，这个在朝廷中权势滔天的武人，一直仗着皇帝的宠爱，与文官们处处作对，行事多有不法。如今，他竟然写信请托，为张寅求情，这难道不正是奸佞之人的行事风格吗？

马录心中疑惑重重，他开始怀疑这起案件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案件真的清白无瑕，郭勋又何须为张寅求情呢？这其中必有蹊跷之处。

于是，马录下定决心，要查明这起案件的真相。他不仅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更要揭露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和权力斗争。他毅然决然地提笔写下了弹劾郭勋的奏章，准备将这份奏章公之于众。

奏章一经公布，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支持马录的行动，希望借此机会揭露郭勋等人的罪行，还朝廷一个清明的风气。一场追求正义的浪潮，就这样在马录的引领下，悄然兴起。